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

一、探寻城市规划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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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好”城市是根本目标

规划就是对规划对象未来一段时间的设想和安排，目标显然是为了让规划对象变得更好。同理，城市规划的目标是为了规划建设好城市。然而，对于什么是好城市一直缺乏统一完善的评判标准。目前，“一线城市”、“花园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等各种城市概念都有具体的评判标准，但这些标准大多是从若干局部对城市进行定性或定量的评判，缺乏对城市整体的评判。当然，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指标体系，去对每个城市进行评价也不太可能。

即便如此，基于朴素的感性认识，通过不同城市的对比，仍能定性的判断哪个城市相对更好。尽管不同的人判定和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可能不同，如：判定某个城市更好，却选择了另一城市工作生活，但大多数人选择的城市一定不是一个差的城市，大多数人未选择的城市，即便城市可能整体较好，也一定具有明显的让人不得不放弃的理由。

大多数人的选择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通过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流入流出的数据可以得出初步的排名靠前城市的集合，分析其具有的共同特征，可以得出好城市的一般标准。一是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世界上没有不存在“城市病”的城市，只是问题有多有少、有轻有重，而较好的城市一般没有明显的重大短板。二是较好的城市一般都具有至少一项在某一区域或领域领先的方面，且仍在不断发展完善。

上述标准可以概括为“一俊遮百丑”和“木桶效应”，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规划师能够在认识到理性有限性的情况下，以个人或团队理性的阀值为限，重点在上述两方面提出规划解决方案，并保证按规划推动实施，在漫长的城市生命周期内，不断累积好的发展成果，解决城市短板问题，城市将日益趋向于理想中的好城市。

（二）可实施是规划的根本价值

规划因政治家的选择而诞生发展，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决策者，政治家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着核心作用，规划师一般只起到专业参谋者的作用。城市规划的价值在于得到充分实施，再优秀的规划方案得不到实施也只能是“图上画画、墙上挂挂”，而城市规划的决策执行者是政治家。因此，城市规划要发挥作用，离不开政治家的支持，规划师要懂得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思考问题，懂得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在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导向，以及规划专业理念的前提下，当好专业参谋，引导并规范政治家不合理的短期政治冲动，与政治家一起共谋城市发展建设，而不是站在政治家的对立面，做向权力讲述所谓真理的规划愤青或百忍成钢、逆来顺受的规划怨妇。

政治家一般都具有清晰的施政目标，追求简单高效，喜欢有计划、有步骤的推动具体工作以达成目标。“田园城市”方案正是由于符合政治家的这些要求才能够被选中，并在若干城市中得到探索实践，使得现代城市规划得以诞生发展。中国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样源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需要，但在控规发展过程中，规划涵盖内容日益增多，管理工具愈发复杂，管理效率低下，越来越偏离了政治家的要求，才催生了以“三区四线”管理为核心抓手的国土空间规划变革。

政治家的特点决定了公共政策要简单可行、目标清晰，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同样要具有上述特征。如果将规划布局方案视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当前城市规划一般均具有清晰的目标，但都缺乏保证目标实现的简单可行的具体方案，在可实施性上存在较大不足。在这方面，发展规划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可供学习借鉴的样板，城市规划可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完善实施保障措施，将规划目标分解为若干具体项目或工作，按计划推动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保持跟踪，定期评估，及时发现问题进行修正，确保规划得到有效实施。

（三）统筹平衡是规划的根本任务

城市因人类聚集而形成，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不同人群的集聚，必然会分化成多种利益集团，城市将不得不面对为谁而建和发展红利如何分配的问题。理想的分配结果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现实生活中帕累托最优并不存在，如何通过城市规划使城市逐步趋向于帕累托均衡的状态，理应是城市规划的根本任务。

首先，要统筹城市规划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不能为了效率将规划局限于专业精英人士的游戏，也不可能为了公平而实现全面的公众参与。将民主集中制引入城市规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参照医学、法律等学科，在规划教育上按照统筹规划师、行业规划师（文教体卫等）和社区规划师分科，行业规划师作为各相关行业的代理人，社区规划师代理各社区的诉求，由统筹规划师构建类似于倡导式规划的协调机制，促成各方均接受的规划方案。

其次，要在理性与现实间实现平衡。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试图用完全的理性编制城市规划是不可能的，但理性不可或缺，不能因为理性有限而退到理性无用论的另一极端。规划师既要注重理性，又要承认人理性的有限，通过合理确定规划目标，用有限的理性解决能够解决的城市问题，对于人的理性难以企及的宏观长远问题，规划可以指明发展方向并通过制度设计，划定城市发展的负面清单，避免城市无序发展，为市场预留多样向好的广阔发展空间。

最后，要在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和生态间取得平衡。发展是城市经济的基本职能，只有发展好的城市，才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向城市集聚。但发展受到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承载力的限制，平衡好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生态的关系，才能保证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到城市规划上，就是要协调好工业、办公和居住，与文教体卫、道路、市政和绿地等用地之间的规模关系，既要保证规划各类用地规模的远期平衡，又要保证规划实施时近期各类用地的统筹协调。

二、未来城市规划的发展思路

（一）正向引导与负面清单

受到人的有限理性限制，规划师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需要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领域开展有效工作。按照“好”城市的标准，城市规划既要强化城市的潜在优势，又要避免产生严重的城市问题。据此，城市规划可集中力量在正向引导和负面清单两方面重点突破。

在正向引导方面，城市规划的目标就是要逐渐累积强化城市优势。可通过对比、分析等方法，研判城市在某一区域、某一领域具有的潜在优势，找出竞争城市和标杆城市，合理确定规划目标、定位和重点工作，通过城市规划有计划的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使城市至少在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比如：深圳特区初期在编制规划时，通过与香港进行对比分析，将制造业、毗邻香港的罗湖区作为集中力量打造的产业和区域，不惜以牺牲特区外区域的规划管理为代价，产生了特区内和特区外“两个深圳”的问题，虽然过于强调理性的集中，而未兼顾整体的平衡，但也不失为城市规划在正向引导方面的成功案例。

在负面清单方面，首先要分析城市现状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规划研究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积极推动规划有效实施，逐步解决问题，补足重大发展短板。同时，对于大量的既无潜力优势，又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重大问题的一般区域、一般事项，可通过规划审批制度的改革创新，划定城市发展的负面清单，建立全社会的诚信监管体系，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规划重点关注事前备案，事后追责、改正等关键节点、重要事项的管理权，建设单位可自行按规划实施，规划管理不再投入过多精力。

除此之外，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划还应组建信息收集、动态跟踪部门，既密切关注竞争城市和标杆城市的最新发展动态，也动态监测本城市的发展情况，定期进行动态评估，及时调整完善规划方案，监督规划实施状况，保证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技术与价值取向

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一项经验性很强的工作，相关规范、标准来自于前人经验的总结，工作方式类似于老中医诊病，此类工作的难点在于如何获取和学习大量的经验数据，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和算力，计算机就能做的比人更好。随着国内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算力的提升、各地成立数据管理部门和新基建的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获取城市经验的相关数据将更加方便，全面超越人类规划师将在短期内成为可能。国内吴志强团队的“城市树”系统，在此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成功探索，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一些应用。

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大量规划学者意识到城市规划过于注重经验的问题，尝试将数学分析引入城市规划，构建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分析模型，但大部分分析模型是基于结论已定前提下的牵强附会，不具有科学价值。即便城市规划具有运用数学，成为科学的潜力，受限于人类有限的理性，也不可能具有运用数学分析全部城市问题的能力，而人工智能的算力理论上是具有无限提升可能的，人工智能的基础就是数学，理论上能够用数学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完成。如果城市规划成功数学化，将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运用。

也就是说，不论是基于传统的经验、还是理性的数学分析，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和算力，人工智能都能做的更好。只是受到当前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行业壁垒的限制和交叉人才的缺乏，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在城市规划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历史已无数次证明科技进步对人类的影响，包括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以智慧灯杆、光伏道路为代表的新型建筑设施，以装配式建筑、无聊公司多层地下隧道为代表的新型施工工艺等，都将对城市规划引起重大影响。因此，规划师必须重视新技术，这也是规划教育内部分科，统筹规划师需强化学习的重点内容。

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类提升理性的能力，却无法代替人类在遇到伦理价值冲突时该如何做出判断？而在日常生活中，伦理价值冲突是大量存在的，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均需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在各类人文社会学科中，大量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公平正义、伦理选择、价值序列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完善的理论体系。然而，脱身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城市规划，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对伦理价值教育重视不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大量的规划师将从繁杂的技术工作中解脱出来，需要规划师加强伦理价值理论的学习，强化伦理价值判断能力和冲突处理能力，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城市规划伦理价值判断上，保证城市社会健康发展。

（三）制度设计与评估实施

实践证明将城市规划的核心定位于“空间的合理安排”是不准确的，是仍受到传统工程技术思维限制下的城市规划思想。当前，城市规划是一项公共政策已被广泛接受，然而公共政策的核心是政策制定或制度设计，那么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其核心工作应该是“基于推动空间合理安排的制度设计”。当然，空间布局方案仍是制度设计必不可少且独具特色的篇章，相当于城市规划这一公共政策的目标，但规划工作的重点还应包括推动布局方案得到实施的一系列指标、重点工作、保障机制、监督考核等内容。

受到知识教育背景的限制，现代中国规划师普遍欠缺制度设计的技能。制度设计是一项远比空间布局方案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当前城市规划暴露出的大量问题实质是实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大量的规划师进行制度探索创新。笔者通过大量学习和实践，初步探索总结了解决用地供给不平稳问题的用地供应配比挂钩制度，解决土地低效利用的地均产值与新增用地供给挂钩制度和房产空置收税制度，以及容积率转移制度、人地挂钩制度等。规划师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制度设计上来，通过实践不断探索丰富各项制度设计，形成完善的规划管理制度工具库，保证规划有效实施。

规划有了合理的目标、有了制度工具库，更需要在实际执行时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避免实施走样。理想的城市规划应形成类似于计算机语言中的“when if”句式，辅助决策甚至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自主规划决策。即：当碰到哪种情况时，可采取哪些制度方案解决。如：当一条道路连续拥堵超过3个月，应立即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可选择启动周边道路建设、限制车辆使用措施或完善公共交通等若干解决方案，但究竟采取那个方案，需要规划师在动态监测的过程中，对现实情况进行评估，从而选择更加贴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现代城市规划自诞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但中国城市规划始终未能找到学科的内核，规划理论一直奉行“拿来主义”，不断学习模仿国外理论成果，不断从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中引入相关理论。随着中国本轮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不断深化，规划师若不快速找到城市规划的核心竞争力，城市规划将成为一门低门槛、谁都可以做的行业，迫切需要全体规划师共同努力，准确找到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方向，并不断推进规划理论实践的全面发展，探索形成城市规划发展的“中国模式”。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朝代

夏代 ( 公园前21世纪）对国土进行了全面我国城乡规划编制历史的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的地方定居，居民点开始出现，并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的城市遗迹表明，当时的城市设计已经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土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设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

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如商代早期建设的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的位于郑州的商城和位于今天湖北的盘龙城等等。商代盛行占卜术，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城镇空间的布局。而中国中原地区在商代就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则完全按照周礼的设想规划城市布局。召公和周公都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的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

春秋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则记载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我国城乡规划编制历史：“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同时，《周礼》还记载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

战国时代，《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向着多中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除少数国家完全按照周制建造外，其他很多国家都另辟蹊径。如吴国国都就按照“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充分考虑江南水乡的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的高超技术。又如越国的有些小国则按照为《孙子兵法》国都规划选址。

战国时代丰富的城市规划布局创造，首先得益于不受帝王统治的制式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管子》和《孙子兵法》等论著，在思想上丰富了城市的创造。《管子、度地篇》中，已经有关于居民点选址要求的记载我国城乡规划编制历史：“高勿近埠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还认为，必须将土地开垦和城市建设统一协调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管子》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史上革命性的著作，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城市单一的周制的布局模式，从城市功能出发，理性思维和自然环境环境和谐的准则确立起来了，其影响深远。另一本战国时代的重要著作《商君法》则更多的从城乡关系、区域经济和交通布局的角度，对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阐述。

城市规划设计的发展历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产生了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旧的城市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的情况下，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和实践往往出现飞跃。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设计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辅之中。《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设计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

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反映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 ；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方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都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了先导作用。

长安城的建设成就是唐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及于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宋开封城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按照五代周世宗柴荣颁发的诏书，有规划地进行扩建的要例。后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延绵千年的城市里坊制逐渐废弛。北宋中叶，开封城走向较为开放的街巷制体系，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结构形态。

元大都的规划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可说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设计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使北京成为中国封建时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最辉煌实例。

在西方，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已出现了希波丹姆规划模式。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阐述了城市选址、环境卫生、坊际建设、公共建筑布局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当时的“理想”城市模式。中世纪社会发展缓慢，城市多以教堂为中心。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阿尔伯蒂、帕拉第奥、斯卡摩锡等也提出了一些反映当时商业兴盛和城市生活多样化的城市理论和城市模式。

产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除罗马等少数城市外，一般规模较小。多数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城市功能和基础设施都比较简单，卫生条件也差。城市规划设计多侧重于防御功能和政治需要，封闭性强。城市规划设计的内容主要着眼于道路网和建筑群的安排，因而是建筑学的组成部分。

产业革命导致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大工业的建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盲目发展，贫民窟和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对策，现代城市规划设计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现代城市规划设计学科主要由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城市规划设计实践、城市建设立法、城市规划合理四部分组成。

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设计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设计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着《城市规划设计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设计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设计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设计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的质量。

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科学技术长足发展，人文科学日益进步，价值观念起了变化，这一切都对城市规划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1933年的《雅典宪章》概述了现代城市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应采取的措施和城市规划设计的任务，是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规划设计家没有舍弃《雅典宪章》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更新和补充，这就出观了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这两个宪章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的总结，对全世界城市规划设计都有相当的影响。

产业革命后，城市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促使人们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寻求最佳模式。

有人认为城市宜集中建设。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922年在《明日的城市》中主张充分利用技术成就，建造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群，使城市集中发展，以求得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高的工作效率，这种思想被称为城市集中主义。有人主张城市宜分散建设。美国建筑师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认为城市应与周围的乡村结合在一起，平均每公顷居住2.5人，被称为城市分散主义，这两种城市模式影响甚广。

此外，有人从城市功能要求出发提出各种城市布局形态，如“带形城市”、同心圆式的环状城市、楔状结构城市、多核心城市等；有人则从城市中各种系统的组织出发，宏观地研究城市所在的地区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的关系；也有人从微观上对构成城市的单元细胞进行剖析来研究城市的形态。

城乡规划法什么时候制订的，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共7章70条，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是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法律。

概念分类

按行政层级分为国家级规划、省（区、市）级规划、市县级规划；按对象和功能类别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按所覆盖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

总体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是编制本级和下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制定有关政策和年度计划的依据，其他规划要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专项规划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定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领域的细化，也是政府指导该领域发展以及审批、核准重大项目，安排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预算，制定特定领域相关政策的依据。

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特定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区域的细化和落实。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是编制区域内省（区、市）级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依据。

国家总体规划、省（区、市）级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规划期一般为5年，可以展望到10年以上。市县级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规划期可根据需要确定。